| 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
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
对几件事情的强烈印象
●“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
● 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己,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
●文化误区被扩散的原因
●文化界不得不把外界的热望和自己的寥落集于一身,可谓大热大冷、大尊大卑,神情变得怪异而尴尬。
●种种文化误区的共同病灶,在于对文化身份的误导。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
●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部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重记忆而轻创造,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习惯于用“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学校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20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了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
请想一想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师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部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对于名校学历的文化误区,如果作一个比较,祖国大陆是近20年才陷入的,近5年有越陷越深之势;香港地区比大陆更严重一些,西方名校的学历误区紧紧地捆住了香港的整体文化活力,幸好他们有不错的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制作机制,构成了某种制衡;比较正常的倒是台湾地区,那里涌现出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具备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但他们却创造了普及人心的文化。相比之下,大陆的“高雅”和“流行”还处于分离状态。
误区之三:“文人风范”的误区
这种“文人”并不存在
●人们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
除了知识积累和名校学历外,人们还进一步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是:皓首穷经,两袖清风,素衣简餐,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理传媒,不知娱乐,不交官场,却又具有极正确的政治立场,一旦斗争激烈,总能站到第一线。
但遗憾的是,不少名气不小的前辈学人,没有一个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大多是很正常、很普通的老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一般对国学涉猎较广。但由于长期处于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中,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难能可贵。
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大家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套人。一套,谁也没法活。这不是误区是什么?
更烦人的是伪精英架势
●伪精英架势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
伪造前辈学者的“风范”,主要是宣扬一种与社会脱离的清高姿态,目的是为了引出他们自己的伪精英架势。这些年伪精英的架势处处可见,而且越摆越离谱,广大民众既厌烦他们又有点害怕他们,结果,多多少少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使文化无辜蒙冤,实在是又一个误区。
伪精英架势的第一个特征,是表现出对社会的不理、不懂。很多文化人一直在表白自己从来不看电视,不理流行文化,就是例子。
伪精英架势的第二个特征,是要让社会对自己不理、不懂。年长一点,一直钻研着一个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问题,例如对一部古典小说里某个次要丫鬟的恋爱心理,已经钻研四十几年了。年轻一点的,则用正常人不可能读懂的晦涩和玄奥,论述着一切本来很简洁的事情。他们都以“别人不懂”和“不懂别人”,作为精英的标志。
追根溯源,这两个“不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毛病,明末清初曾被一群智者深刻剖析过。习惯于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与世情完全脱离,却一心期盼着国破家亡之时报效朝廷。但是危机如果真的来到,他们的主张总是看着都错,结果只能一败涂地,与朝廷一起殒灭。今天的伪精英架势更让人发笑,但实际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它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伪精英架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反倒在中国设置了一个封闭和内向的结构来脱离大地,其实正是让那些文明衰败的陷阱。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
最值得同情的就是那种慷慨激昂
●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
●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而尽量不要学批评。
在拼凑虚幻的“文人风范”时,不少人还会扮演一种仗义执言、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角色。这种慷慨激昂带有极大的表演性。无数的事实证明,慷慨激昂的起点几乎都是谣言,而谣言的膨胀过程又没有任何理性控制。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种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总是带有整人的目的,只是像西方人所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ousy(嫉妒)冒充成justice(正义)罢了。这有灾难的记录和沉痛的记忆。
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在这个令人寒心的趋向中,我觉得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为在中学里爱好文学而来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爱好,却要居高临下地以批判姿态来凌驾这种爱好、践踏这种爱好。那么,他们这一生,将不再能正常地享受文学。
误区之四:“文明冲突”的误区
对“文明冲突论”的怀疑
●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
不妨以小喻大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是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
对于“文明冲突论”,我们可以缩小范围来设想一种有关文化心理的恶化过程。譬如,在一个居民社区里,长期居住着祖籍属于山东、四川、广东三地的居民。他们早就生息与共,互相通婚。社区里出现过一些流氓斗殴和盗窃的事件,也都一一惩处了。但是,不知哪一天,突然来了几位文化学者,研究不同祖籍归属的不同心理基因,整理历史上的几次血泪冤仇,排查过去那些流氓和盗贼的祖籍归属,再由此分析出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不同特质。照这样做下去,时间一长,这个社区还会太平吗?
请大家回想一下,这些年来,由于对地域文化的排他性研究,已经造成了一会儿看不起这个省、一会儿看不起那个省的一些悲剧,又造成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方士学者把自己鼻子底下那块小地方不断夸张成全国第一、举世无双的闹剧。如果把这种文化思维模式扩大到世界,将会如何?
如果进一步把社区的比喻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更会发现“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国际社会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来欣赏和享受各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
●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人类文明如果没有差异,人类就无法活得快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来欣赏和享受各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态度。
误区之五:“历史遗产”的误区
与“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同步,我们近十余年来在历史遗产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认为,我们的历史遗产都是好的,五四时期的批判是错误的,“文革”时期的割断更是荒唐的,因此需要完全恢复,重振“国学”、“国粹”、“国术”,从年幼一代新开始普及。
这种想法,不完全错,但在整体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误区。
误区就会产生超常敏感,例如今年有关部门开放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居然有很多文化人在媒体上发表看法,认为是“民族传统的回归”、“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人还借此高呼“中国人要过中国年”!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禁放,只是为了防范发生火灾而已,并没有半点汉奸、卖国贼的阴谋。这样的超常敏感,时常发生,有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诱发出一大堆民族主义的长篇宏论。
这种超常敏感证明:误区确实成了误区。
即使返回到《四库全书》,又将如何?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
●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在文化生态上,是保守,还是创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中国一旦国力强盛,总会有一些文化人赞颂中华文化什么都好,而一旦国力衰落,又认为中华文化一无是处。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轻视了对物质文明的推进。
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岸边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当时似乎分工明确,不分高低。发达的是人际关系必然导致内耗。非侵略是正面的,内耗是负面的。除了内耗,还有保守。
几个可疑的绕口令
●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那么中国何苦还要改革开放?如果“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那么几代人何苦还要为现代化而奋斗?
●不能把省略国际背景的片断表述,当作文化安慰的油滑咒语。
●一切浅薄的歌颂都是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破碎。
我们能不能换一副表情
●功夫没有表情,脸谱遮盖表情,锣鼓夸张表情,但是中国文化还应该有一些丰富的正常表情吧?
●只有真实的表情,才能使僵死的遗产中哪些最有价值的部分重新产生体温。
●任何文化上的复兴都不应该是苍老和沉重的。
误区之六:“权谋逻辑”的误区
●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
由于我们的文化过多地被误会成了文明间斗争和冲突的工具,即便被民间崇尚的“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也都是一种虚饰和夸大了的人生制胜之途。结果,胜败输赢之术远远压倒了善恶是非之道,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历史遗产的选择,就是权谋逻辑。
近十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论著还是电视剧,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制胜权谋上。在书肆间,各种各样的“成功术”数不胜数;在荧屏前,古代谋士们的权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扬。这种文化倾斜,已经造成诸多恶果。例如就历史遗产而言,今天的很多人对儒家的“仁”字十分陌生,对于礼义廉耻中的“耻”字也不再违避。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是“仁”,最低防线是“耻”,似乎也有懈弛。
这种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这倒是中华文化遇到的真正的当代危机。
权谋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已经发出了询问:权谋的目的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胜利的彼岸是什么?
说到这里,可以概括一下文化的定义了。文化的定义那么多,我们的理解却比较简单: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对精神价值来说,我们所确认的最高坐标还是老生常谈,那就是善良与爱。(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