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我：“你能成为院士，有些什么个人因素？”我讲：“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5岁不到，日寇侵入江西，我家逃难，我到9岁才进小学，小学只念了一年，就进中学。小学，我数学很差；初中，我物理、化学很差，我都赶上去了；念书时，成绩一直上升，后来一直优秀。我想，这同入小学前念了四五年的古书很有关，同后来一直爱好中华诗词与古文也很有关。优秀人文文化的滋养至少是：一、陶冶与提升了思想感情；二、活跃与完善了思维能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仔细咀嚼这一段历史，又想想以后的许多所经所历与所见所闻，颇有启迪。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我国的教育中，文理分离，特别是重理轻文，以致学理的，往往轻文、怕文、厌文乃至斥文；当然，也有学文的，轻理、怕理、厌理乃至斥理。无怪乎早在1948年梁思成先生就大声疾呼，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到今天，这些年来，我国没有得到过一项有关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的诺贝尔奖！在重大的科技领域中又有多少原始性创新？文学艺术界又出现过多少大师？这不能不同我国教育中文理分离、文文分离、理理分离、过于重实用轻基础、急功近利而形成的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密切有关。

人只有一个大脑，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脑；人只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中，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即人的感知，也是不可分割的；基这种感知之上加工而出的认识，乃至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文化、人文知识、人文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只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感知及其加工而已。科学与人文，理与文，确是同根生。

中国有句名言，“文以载道”。其实，“文”不仅用以载“道”，而且，我十分赞同我校涂又光先生的讲法，文史哲是一个整体：“文”是形式；“史”是内容，当然这个“史”应理解为广义的存在的事实；而“哲”则是形式与内容所包含与所表达的哲理、思想、理念、概念、规律、关系等形而上的认识。有的文章，“言之无物”、“言之甚空”；其实，形式总是存在的，内容就是太泛，就是“废话”，思想就是“空”，是“无”。从数学上讲，“空”、“无”也是一个“集”；是相对其他“集”而存在的“零集”或“空集”。有的文章，是水货，是造谣，那么，内容表明这一文章内容的本身这个客观存在是假的，是坏的，其思想是低级的，是反真理的。王之焕的《登鹳雀楼》，形式是《五绝》的小诗，内容是登楼所见的景色及其推论，思想是登得高，才望得远，人生奋斗的境界无穷无尽。曹雪芹的《红楼梦》，形式是长篇小说，内容是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的兴衰，思想是反映封建社会深刻的内部矛盾及其必然的崩溃。文学艺术作品如此，科学技术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管是“短文”，不论是“巨著”，不管是微型制品，不论是宏伟创作，都有它们的形式与内容及其所包含与所表达的形而上的认识。一篇科技短文如此，一部科技鸿著也如此。一个实验报告，内容是这次实验的数据、现象及结论。思想呢，是关于这次实际结果的“为什么”。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一鸿著，内容是关于平面图形及其元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思想呢，实际上提供了典型的形式逻辑思维。   

固然，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的，是求真；而同人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相关的人文，又何尝不是基于客观世界、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人文固然是求善，是解决应该怎么做才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好处的问题，而这种求善又何尝不是同求真紧密相关，乃至于以求真作为其基础呢？试看：   

第一，人文知识、人文文化是承认客观世界的。文艺界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源于生活，源于实践”，不但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千万件事”，以认识更多的客观世界事物，而决不“闭门造车”，讲假话，胡编滥造。文艺作品中有形象的夸张，那是为了突出某一方面，而决不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一再举过李白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一诗句，有人批评说，太阳光照在瀑布上怎么会呈现紫色呢？应该是五颜六色，七彩缤纷。研究已经表明，光在前进中遇到阻碍它前进的物体时，就会发生各种现象：折射、入射、反射、衍射、散射等等，其中有“漫射”，即当阻碍物的尺寸大体与光波波长尺寸相同时，就发生“漫射”，而“漫射”强度同光波波长四次方成反比；很可能李白那天看到香炉峰的瀑布的水的微粒，其尺寸大体与紫光光波波长相同，就发生了强烈的“全漫射”，而紫光是可见光中光波最短的光，这一来就生紫烟了。这不奇怪！王之焕写的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反映了站得高，阻碍视线的高耸物就越少；而且，还反映了“地球是个球形体”。因为站得高，人眼视线同地球这个球体相切的切点就越远，即“地平线”就越远。李白、王之焕决不知道光的“漫射”、地球是球形这些科学道理，但他们承认事实。   

第二，人文知识、人文文化还提炼客观世界的本质。文艺界不但知道要“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源于生活，源于实践”，而且还知道要“高于生活，高于实践”，高者，提炼本质也。文艺界还十分强调，文艺作品不仅要“形似”，而且更要“神似”，形似者，停留在表面也；神似者，抽取本质也。一个漫画家的几笔把所绘的对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几笔就是对象的本质，就是现代数学“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扑学”是研究几何图形的，一个几何图形不管怎么变化，而在变化中始终不变的那些要素(即本质)，就叫图形的“特征不变量”。“神似”就是提炼形中的“神”，就是抽取形中的“特征不变量”。我一再举过描写春天的两个名句，一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是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自古以来，很多人都讲“绿”、“闹”用得好！为什么好？从科学角度上看，“绿”与“闹”分别是在那个特定空间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绿”，是对千里江南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无边际的巨大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由南而北，“绿”渐遍及！没有第二个字能取代！“闹”，是对小小杏枝头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极小的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那么一个小的枝头，枝摇、花繁、蜂鸣、蝶舞、虫飞，好不热闹！还有另一个字可取代“闹”字吗？我还认为，宋祁选的是“杏”，不是“李”，不是“桃”，不是其他，为什么？因为从唐代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到宋代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大量史料可佐证，杏花在当时是从宫廷到民间的一种十分名贵也十分普遍的花，因此，选杏就更有助于“闹”来加强春天的氛围了。   

第三，人文文化、人文知识还在思考与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不言而喻，人文的思考与探索，对人生真谛、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自然不在话下，其例何胜枚举！即便对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如王安石所讲，对于古人，“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谈屈原的《天问》，不谈老子的《道德经》，不谈文学式的科技著作，就在一般文艺作品中，也往往如此。读一读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吧，这首词了不起，它实际谈到了现代航天领域中的“高空风”，谈到了空间物理的“万有引力”，而且还隐约揣测到了月亮围绕地球而行，真了不起！我还想谈一下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那是2000年10月中旬，我到岳阳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机械设备故障诊断学术会议。在开幕式上，会议主持者要我讲话，我没有什么准备。讲什么？我正在思考。会议一开始，当地一位政府负责人讲了话，讲到了岳阳有名楼有名篇，这提醒了我。我讲，岳阳有名楼，岳阳楼；有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不但是一篇杰出的政治议论文，一篇绝妙的风景描叙文，而且是一篇出色的有关诊断的学术论文。许多人为之愕然，我一解释，莫不赞同。   

诊断，是看病吧！人去看病，第一步，要决定检查或观察些什么，例如，要把脉，要验血，要做心电图。第二步，要分析这些检查或观察的结果，脉的快慢轻重沉浮如何？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等数量如何？心电．图上的波形的变化如何？即提取症候或征兆。第三步，要根据这些结果的分析，作出诊断，确定是什么病。机械设备诊断给机械设备看病，其实也是这三步：第一步，要决定提取些什么信号，第二步，要从分析这些信号中提取征兆，例如，从振动的波形提取峰值频率，第三步，要

根据征兆作出诊断，例如，根据峰值频率诊断出是机器的转子不平衡。在这里，还得讲两点：一、诊断得有对象；二、诊断得有参考标准，医生作诊断结论要有大量的典型病例，每种病有些什么症候或征兆，病例越多，诊断得就越准。设备诊断也是一样，一得有对象，二得有参考标准，得有大量的典型故障案例，每种故障有些什么征兆，案例越多，诊断就越准。所谓诊断，本质上就是依据诊断对象的征兆来同参考标准或典型案例对比。   

那么《岳阳楼记》呢？诊断的对象是“迁客骚人”，对比的参考标准或典型案例是“古仁人”。诊断也是三步：第一步，是取信号，取“览物之情”，外界条件不同，迁客骚人有什么反应；“霪雨霏霏”、“阴风怒号”，有了“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春和景明”、“一碧万顷”，有了“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第二步，分析这些信号，提取征兆，征兆是“以物喜，以己悲”；第三步，进行诊断，所谓诊断，正如前述，就是同参考标准或典型案例对比，同“古仁人”对比，“古仁人”的征兆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结论就显然了，他们不是“古仁人”，不是“古仁人”所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岳阳楼记》是一篇诊断学术论文。   

当时，有的与会代表讲：“范仲淹没到过岳阳楼，不能进行诊断。”我讲：“是的，范仲淹没到过岳阳楼。但是，他根据的是滕子京送上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加上他对迁客骚人的深切了解，就进行了远程诊断。医学上、工程上，都有‘远程诊断’，《岳阳楼记》也是‘远程诊断’。对吧！”大家笑了，赞同了。   

我们可以讲，科学是“立世之基”，人文是“为人之本”，两者不可缺一。《四书·大学》讲得十分精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者之中，先有前者，才有后者；即前者是基础。格物，研究客观世界；致知，认识客观世界；格致就是科学。之所以有前者，也是为了有后者，即后者为前者导向。后六者，则同人文密切有关，而作为“壹是皆修身为本”的修身就是典型的人文。一个社会，一个人，这八者是不可分割的、不可缺一的。物不格，知不致，背客观现实而为，违自然规律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即反科学，则必败必亡。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人而不人，似人非人，即反人文，则必祸必灾。一个社会，一个人，科学与人文是不可分割的，不可缺一的。科学与人文，两者相融则利，相离则弊。   

科学与人文两者相融，对一个人，显然至少在五个大方面有利：   

第一，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人生的追求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科学是求真，人文是求善。求真本身不能保证其方向正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更不用讲采用科技成果从事罪恶活动了，这都是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及其成果使用的不对所致。求善本身不能保证其基础正确，“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也会犯下违背客观规律的严重错误。求真是负责，求善也是负责，只有这两者相结合，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才能形成真正的对人民的对社会的负责。我国一贯讲求负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重道远”。对国家、对民族负责，是忠；对长辈、对父母负责，是孝；对家庭、对配偶负责，是节；对同事、对朋友负责，是义；当然，时代不同，忠孝节义的含义应有所不同。但形而上的“负责”是一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一个社会，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应对这个社会有个责任感。这不但是历史传统，客观必然，而且更是历史潮流。1998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全世界第一次高等教育大会，制定的《宣言》中明确宣告：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讲得太好了！作为学生，是高素质的；而进入社会，作为一个公民，这个高素质就应表现为高度的负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与迅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成果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强大、越广阔、越深远、越严重，这个负责任就越为重大了。何况，只有有了高度的责任感，才有强大的动力，才有无比的激情，才有全身心的投入，才有如醉如痴的入迷，才可能在这一高度升华的精神境界中进发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量与奇迹，创新、创新、再创新，从而追求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求真、务实、完善、创新，这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统一。   

第二，利于形成完全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人文知识是关于同精神世界密切相联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完全，人就成为基于这种不完全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半个人”。古今中外的大家，不管是科学大家、技术大家，还是文学大家、艺术大家，乃至政治大家、军事大家，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一般都是完全的或完备的。知识是发现、发明、创造、前进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是愚昧，就不可能有创新。知识不完全或不完备，就是创新的基础不完全或不完备，这怎么去创新？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既有其相同相通的一面，又有其相异相补的一面，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基础与体系。今天，许多高科技成果，源头在于古代人的许多相应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又是同客观世界的许多相应的存在密切有关。而且，两类知识在大脑中存储部位之不同，有利于促进大脑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何况，更为基本的，人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不可以没有科学知识；人之所以为人，也不可以没有人文知识；人作为生活在这个客观世界中的人，不应该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作为高级专门人才，尤应如此！   

第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一个优秀的思维，应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正确，一是能有原始性创新能力。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左脑主要从事于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主要同科技活动密切有关，而右脑主要从事于开放的形象思维，这主要同文艺活动密切有关，同时，右脑的记忆量是左脑的百万倍以上，直觉、顿悟、灵感在右脑。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往往忽视了人文文化的作用，忽视了极为重要的右脑的作用。还有研究指明，人类进化五百万年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右脑，人的重大决策与行为一般都是右脑作出的，直觉、顿悟、灵感在人的决策与创新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爱因斯坦的讲法十分典型，他讲，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他还讲，科学研究中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彭加勒讲得就更直接，逻辑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是发现的工具。众所周知，只有发现，才可能有原始性创新；而逻辑本身是封闭的，实质上，结论就在前提中，结论是从前提中演绎而得到的。我国古代的伟大的改革家商鞅深刻指出：“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显然，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原始创新的主要源泉。一个伟大的科技大家或文艺大家，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两种思维莫不具备。也只有具备了这两种思维，左脑右脑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大脑才得到了全面发展，左脑右脑各自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四，利于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作为人，首先是动物，必须有物质生活；而且，又必须是人，还必须有精神生活；不仅“必须有”，而且“应健康”。一个健康的生活，一是物质生活主要应合乎生理健康，正常合理；一是精神生活主要应合乎心理健康，丰富适度；前者主要取决于科学，后者主要取决于人文。何况，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生理与心理虽彼此不同，但彼此不能分离，而是彼此渗透、互动。没有健康的生理，就很难有健康的心理；没有健康的心理，也就难有健康的生理；至少，一方将为另一方所制约，而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从而难于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一个人的创新与发展也就没有健康的生理、心理作为其基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发展与同时进步；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发展与同时进步。   

第五，利于形成和谐的个人同外界的关系。一个人要生活，要学习，要工作，一句话，要做事，总得同外界发生关系，即总得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就是生活在关系中。毫无疑问，这些关系如何，势必影响到此事做得如何，是成是败，是好是坏。当然这是十分重要的。老子讲“无为”，就是讲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去处理关系，而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孔子讲“仁”，就是讲要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所在的集体非常好，好在有三条不成文而一直保持的规定：一是真心真意地承认别人的劳动及其成果；二是公开地承认别人的劳动及其成果；三是时时刻刻地为别人着想。“承认”是求真，是科学；“为别人着想”是求善，是人文。这三条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正因为是这么好的一个集体，所以，1991年产生了我校的第一个院士，1995年又产生了一个院士。我们都由衷地认为我们这个院士的荣誉应属于我们所在的这个集体。“人心齐，泰山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些民谚，朴素地表达了这一真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天人合一”，就是这一关系的高度发展。   

科学与人文相融而形成这五个有利的方面，正是一个人事业成败的主要因素。一个人要成就伟大的事业，首先要立志，要有理想，要有抱负，要有人生的追求，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的“有志”，从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的“人之立志”，到邓小平同志的“四有”第一位的“有理想”。韩非子在《喻老》中深刻指出：“志之能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著名的短文，中心就是阐明与颂扬一个人的追求。然而，事业要成功，有追求还不够，有追求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得有知识，有能力，特别是要有思维能力，要有利用外界关系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都极为丰富地蕴藏在我们民族的人文文化中。人类经历了五千年文明史风雨的洗礼，只有中华民族这么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也从未中断。这表明了决定一个民族存亡的人文文化，对我们而言，就是中华民族人文文化，它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蕴藏着极为深刻而普通的哲理与精神，滋养着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排除历史进程中的万难，争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语文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文化。我赞成这一讲法，语文教育、早年的语文教育影响极大。“我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我们成年后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无不受着早年语文教育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育影响一个人心灵中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王丽同志的这段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在今天，当科学技术越来越显出其巨大威力，而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时，我们更应进一步想到人，想到研究、发展、掌握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想到江泽民同志讲的“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也更应高度重视人文教育，重视语文教育，而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这必将有助于科学与人文的相融，有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使他们既能爱国，又会创新，以便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达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