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我的经历，有些朋友常常不解：20世纪40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却读了那么多年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在辽西的医巫闾山东面一个名叫“大荒”的村落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学校不要说兴办，当地人见都没有见过。说到条件，就要提到我的一位外号“魔怔”的族叔。他很有学问，但由于性格骨鲠，不行于时，靠着家里的一些资产，刚到40岁便过上了乡下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管教，便延聘他早年的朋友、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壁亭来做私塾先生。我便也一同上了学。这样，我们这两个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6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的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高高的个子，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薄３绦蚝芗虻ィ紫认虮鼻缴系闹潦ハ仁ο裥腥瞎瘢缓蟀菁壬涯д迨孪任颐亲急负玫睦裎?lt;/SPAN>(《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门生拱手互拜，便算了事，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一张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然后，我们俩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意义，我想，是为了掌握学生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然后，让文学侍从周兴嗣把它们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一个通宵过去，《千字文》出来了，周兴嗣却累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看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堂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两个月过后，接着给我们讲授《四书》。书都是线装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了句号。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叫做“离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古道热肠，而且饶有风趣。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候，先生端坐在炕上，学生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不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付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重章叠句，反复咏唱，朗朗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拼力硬记。好在本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三页左右，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增加到五页、八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止。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但也只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不是用手掌，而是板子，榆木制作，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经尿液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效果并不明显。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六月前后，满树绽出粉红色的鲜花，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浓郁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
老先生有个说法：“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前人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16岁开始，鲁钝者20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老先生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这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易知录》之前，他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而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词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秋初，一个响晴天，先生领我们到草场野游，回来后，让以“巧云”为题，写一篇500字的短文。我把卷子交上去，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正值旧历八月初一，民间有“抢秋膘”的习俗，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饭。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先生年轻时抽鸦片烟，久吸成瘾，为了买烟隔上几天就去一次镇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胆地闹学了。我们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在一条小道边，分左右站定，遇到看青人走了过来，就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人家吓得打了个趔趄。在外面跑饿了，我和嘎子哥就回到他家菜园子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半个月后以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谜底。魔怔叔罚我们把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个吃掉，直弄得我们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又“作祸”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那天，我因为书包被老鼠咬破，心疼得直流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想法子收拾它们。晚上自习结束后，他拉我到马棚里，就着灯亮，把一只老鼠用麻布罩住脑袋，再把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爆发出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了，便发疯似的迫咬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
看我们闹得实在太凶，担心长此下去会耽误课业，塾师便与魔怔叔商议，今后每逢他外出办事，就由魔怔叔代课。由于魔怔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讲授的都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在一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几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家雀，说：因为家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作“瓦雀”。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形体很小的昆虫，用它来形容，说明这种船是不大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我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们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教授如何根据呜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中的蜉蝣。这种飞虫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诗经》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昧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赢负之”，蜾赢就是土蜂，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赢捕捉螟蛉等害虫作为其幼虫的食物说成是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和童年那段经历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要特别感谢那位魔怔叔的指教。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私塾不放寒假，理由是“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但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天天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但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意思是，官府衙门到了腊月(嘉平月)二十前后便要封存印信，停止办公，临时设置灯官，由民众中产生，俗称“灯笼太守”，管理民事。到了正月下旬，官府衙门到印信启封，灯官即自行解职。乡村结合本地的实际，对这种习俗作了变通处理。灯官的差使尽管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旧时有个说法：“当了灯官的要倒霉三年”，因此，一般的都不愿意干。村上只好说服动员那种平时懒惰、生活无着的“二混子”来担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中的困难。
到了旧历除夕，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灯官身着知府戏装，头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台大轿之中，前有健夫摇旗唱道，两旁有青红皂隶护卫，闹闹嚷嚷地到全村各地巡察。遇有哪家灯笼不明，道路不平，或者随地倒置垃圾，“大老爷”便走出官轿，当众训斥、罚款；街头实在找不着岔子，就要走进院子，故意在冰雪上滑溜一下，然后，就以“闪了老爷的腰”为名罚一笔款。这笔钱，一般用来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开支，同时给予灯官这类特困户以适当的补助。被罚的对象，多为殷实富户，农村所谓“土财主”者，往往都是事先物色好了对象，到时候找个名堂，走走过场。这样，既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又带有鲜明的娱乐性质，颇受民众欢迎。
每当灯官出巡，人们都前呼后拥，几乎是全村出动。这天晚上，刘先生也拄着拐杖出来，随着队伍观看。第二天，就叫我们以此为题写一首即事诗。嘎子哥写了什么，忘记了；我写的是一首七绝：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批了“意在言外，别有寄托”八个字，让我带回家去给父亲看。
还有一次，那天正赶上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外面锣鼓声越来越近，知道是高跷队(俗称“高脚子”)过来了。见老先生已经旧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共枕一条三尺长的枕头，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吸着鸦片烟。由于零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我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憋得额头渗出了汗津，忽然见到魔怔叔把脑袋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便灵机一动，对出了句：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后来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我从6岁到13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8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融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迷恋自然的情结，则久而益坚，弥足珍视。
“少年子弟江湖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清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马缨花——风铃，风铃——马缨花，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王充闾 1935年出生于辽宁盘山。当代散文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和《淡写流年》等十几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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